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，始终贯穿着对文化心理的深刻洞察。总书记深刻指出，政绩观问题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，也有不少是上级搞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逼出来的，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。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政绩观问题的复杂性——它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，而是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。

政绩观偏差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，根系扎在四层土壤里：历史形成的惯性、上级传导的压力、权力任性的滥用，以及最深层的文化心理。前三者如同“看得见的手”，直接作用于决策和行为；后者则像“看不见的手”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。而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，往往是最顽固、最难以根除的——因为它深植于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，内化于个体的心理结构，甚至让一些偏差行为在当事人看来都显得“理所当然”。

正是基于对文化心理这一深层根源的深刻把握，总书记从“敬畏历史、敬畏文化、敬畏生态”的高度，从“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、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”的深度，从“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境界，为党员干部正心明德、涵养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一、三重外力“致病”

历史形成的“路径依赖”。长期以来，一些地方形成的思维定式，造成了政绩观出现错位。在文物领域“重发展轻保护”，有的地方将文物保护视为经济发展的“绊脚石”，“拆真古迹、建假古董”时有发生。在旅游领域“重速度轻质量”，个别地方迷恋“大干快上”的粗放模式，盲目上马仿古小镇、文旅综合体，导致资源闲置、同质化竞争。在公共文化领域“重硬件轻内涵”，一些地方存在重视硬件投入、忽视力软件服务，场馆建好了，利用率却不高。在艺术生产领域“重评奖轻演出”，个别院团仍存有“唯奖论”的惯性思维，集中资源创作“参赛戏”，获奖即束之高阁。这些问题，本质上是将文旅事业从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初心异化为“为发展让路”“为政绩服务”的工具。

上级传导的“压力变形”。不科学的考核“指挥棒”容易导致基层动作变形。如果上级过度强调“游客人次”“旅游总收入”等量化指标，基层就可能数据注水；如果公共文化考核只盯着“建筑面积”，“重建设、轻运营”的怪圈就难以打破。行政指令层层加码，让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”异化为“每个村都要建一个A级景区”的硬任务，催生大量“空心景区”。争夺“历史文化名城”“5A级景区”等金字招牌，本应是提升品质的契机，但个别地方不惜举债投入，只为在评审中“脱颖而出”，牌子到手后，管理与运营却未能跟上。正如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，政绩观偏差和错位，不少是上级搞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逼出来的。

权力滥用的“主观任性”。比压力传导更需警惕的是权力的任性妄为。“拍脑袋”决策，个别领导干部将个人意志凌驾于专业规律和群众意愿之上，看老城区不顺眼就大拆大建，外出考察一圈就强推“模式复制”，全然不顾地方实际和文化根脉。“形象工程”滋生，有的为了个人“留痕迹”，热衷于上马“大项目”“地标建筑”，建成的项目因脱离群众需求而使用效率不高。干预微观市场，有的通过“打招呼”“批条子”插手工程项目和资源配置，破坏市场公平。总书记反复强调要“守住权力关”，就是让领导干部明白，权力只能用来为公、为民、为事业，决不能成为个人“任性”的资本。

二、文化心理“沉疴”

历史惯性、上级压力、权力滥用这三重外力并非孤立起作用的。在它们背后，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在驱动，它为一切偏差行为提供了“心理合法性”，让一些在理性上站不住脚的做法，在情感上却觉得“理所当然”。

什么是文化心理？它是千百年来积淀在血脉里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。它不像制度那样明文规定，却无处不在；它不像权力那样锋芒毕露，却柔中带刚。在文旅领域，这种文化心理集中表现为四种形态：

一是“青史留名”的冲动。受传统官场文化影响，有的人总想“留下点什么”，追求立竿见影的“显绩”，而对打基础、利长远的“潜绩”缺乏耐心。修座桥、建座楼、立块碑，剪彩那天名字刻上去，至于这桥这楼是不是群众需要的、能不能长久发挥作用，似乎成了次要问题。这种“留名焦虑”，是催生“形象工程”“政绩工程”最深沉的心理温床。

二是“父母官”的心态。“我是父母官，老百姓是子民”——这种心态一旦生根，决策者就失去了谦卑，失去了对专业、对规律、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敬畏。艺术创作定主题，领导说了算；送戏下乡定剧目，领导拍板；文物拆改建，领导定去留。这种“替民做主”的思维，本质上是文化服务上的“供给侧错位”，群众想要的你不给，你给的人家不想要。

三是“面子攀比”的观念。中国人好面子，不少领导干部更好面子。隔壁县市拿到了“历史文化名城”，我们凭什么没有？于是举债投入、拼命创建。人家建了仿古小镇，我们也得建；人家有花海，我们也要有。景区评A、酒店评星，成了一场不能输的“面子竞赛”。至于投入产出比、后续运营成本、群众真实获得感，统统让位于“不能比别人差”的那口气。

四是“视觉政绩”的偏好。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理驱动——凡事追求“被看见”，而且要以最快、最大、最高、最洋的方式被看见。于是就有了两极表现：一端是“短平快”，恨不得今天栽树明天乘凉，日常养护太慢、培育新业态太慢，慢到出不了政绩，不如盖楼立竿见影；另一端是“大高洋”，项目规模越大越好、档次越高越好、设计越洋气越好，以为这样才配得上“政绩”二字。这两种偏好看似两极，实则同源，都是把文旅发展当成了“视觉秀场”，而非“心灵现场”；都是只想做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显功，不愿做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潜绩。

这四种文化心理，并非干部队伍的主流，但它们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因素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政绩观偏差提供了“心理惯性”，使问题更具顽固性。

三、四力交织“成痼”

这四股力量不是孤立的，它们相互交织、彼此强化，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。历史惯性为上级压力下的行为延续提供了“习惯性路径”，为权力任性提供了“可参照模板”，也为文化心理提供了“现实案例”——“以前都这么干，现在继续干怎么了？”上级压力为权力任性披上“落实部署”的外衣，为历史惯性注入“持续如此”的动力，也为文化心理增添了“应对考核”的焦虑——“完不成任务丢面子，必须想办法”。权力任性反过来加剧历史惯性的路径依赖，为上级压力增添个人意志的色彩，也为文化心理提供了“效仿对象”——“你看，人家这么干升官了，我也得这么干”。文化心理则为前三者提供着深层的心理支持，让一切偏差行为在特定情境下获得某种“内心认同”——“青史留名”让权力滥用显得“理所当然”，“父母官”让行政指令显得“用心良苦”，“面子文化”让排名竞争显得“情有可原”，“视觉政绩”让急功近利显得“顺应时势”。

正是这种“历史生根、压力发芽、任性疯长、文化滋养”的循环，使得政绩观问题呈现出顽固性和反复性。

四、清除心魔“固本”

王阳明讲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。山中贼，有形有象，发兵剿之即可；心中贼，无形无影，非下苦功不可。今天我们清除“功利心魔”，就是在破“心中之贼”。这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，没有捷径可走，没有退路可言。

破解政绩观偏差困局，必须四管齐下。而在历史惯性、上级压力、权力滥用、文化心理这四个根源中，最深层的、最根本的，是文化心理。为什么？因为前三者是“外力”，文化心理是“内因”。三重外力正是在文化心理的滋养下才得以生根发芽。改革考核、强化制度、斩断惯性，解决的是外部问题；而清除文化心理中的“功利心魔”，解决的才是内部问题。外部问题看得见、摸得着，容易发力；内部问题藏在心里、渗入骨髓，最难根除。

但解决文化心理问题，不能就文化论文化。文化心理是在历史惯性的土壤里生长、在上级压力的环境中发酵、在权力滥用的催化下变形的。因此，扫除“心中之贼”，必须与破解三重外力紧密结合，在斩断惯性的过程中校正心态，在改革考核的过程中涵养心性，在规范权力的过程中净化心灵。

（一）在斩断历史惯性中破除“路径依赖”的思维定式。历史惯性之所以难以打破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已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式——“以前都这么干，现在继续干怎么了？”斩断历史惯性，不只是换一套打法，更是换一种活法。要让干部真正认识到：文物不是发展的包袱，而是文旅的根脉；慢工出细活，久久方为功；场馆建得再气派，没有人来就是摆设；服务做得再用心，群众点赞才是真章。只有当历史惯性的改变内化为思维惯性的转变，斩断惯性才算真正斩到了根上。

（二）在改革考核导向中根治“视觉政绩”的价值饥渴。上级压力之所以能逼出基层动作变形，是因为考核的“指挥棒”本身就是歪的。而这种歪了的指挥棒，又反过来强化了干部内心的“视觉政绩”饥渴——凡事追求“被看见”，而且要以最快、最大、最高、最洋的方式被看见。改革考核，不只是换几项指标，更是换一套价值坐标。要从“拼规模”转向“拼产品”，让干部明白：游客人次可以注水，但游客满意度骗不了人；要从“看显绩”转向“重潜绩”，让干部懂得：那些今天干了明天看不见的事，十年后老百姓会记得。只有当考核真正指向“好不好”而不是“有没有”，干部内心的“视觉饥渴”才能被“口碑意识”所替代。

（三）在规范权力运行中铲除“替民做主”的心理温床。权力滥用之所以屡禁不止，是因为一些干部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“父母官”心态——“我是替老百姓做主的，我还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？”规范权力，不只是扎紧制度的笼子，更是摆正权力的位置。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，让领导干部不能任性；要完善专家论证，让专业的人说了能算；要健全公众参与，让群众的声音听得见。当权力的边界划清楚了，当决策的程序立起来了，当任性的人付出代价了，“父母官”的心态自然就没了市场。

（四）在文化理论浸润中清除“功利心魔”的思想病灶。解决文化心理问题，最终要作用于人心。制度是刚的，管住人“不敢”；文化是柔的，管住心“不想”。刚能治标，柔能治本。

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修身智慧。“民为邦本”的民本思想，教我们懂得“为了谁”；“为政以德”的治国理念，教我们明白“我是谁”；“慎独慎微”的修身之道，教我们管好“细微处”。六尺巷的“谦和礼让”、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、于谦的“清白人间”——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，正是清除“功利心魔”的文化良药。

以党性淬炼清除“心中之贼”。理论是“火”，内心是“丹”，火可炼丹，丹能铸魂。理论武装这把火，烧掉的是私心杂念，淬炼的是赤诚丹心。学好理论“醒头脑”，把党性修养炼成“钢”——钢是方向，是定力，是压舱石。用好党性“铁扫帚”，把文化垃圾扫出门——那些“青史留名”的杂念、“父母官”的傲慢、“面子攀比”的虚荣、“视觉政绩”的偏好，统统扫除干净。党性纯了，私心杂念就淡了；党性硬了，“功利心魔”就除了。

当“功利心魔”被清除，正确的价值坐标才能立起来：从“青史留名”转向“对历史负责”——真正的功勋，写在人民的口碑里，不是刻在石碑上。从“父母官”转向“人民公仆”——“替民做主”不如“让民做主”，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。从“面子竞争”转向“内涵比拼”——与其花钱建“地标”，不如用心暖“人心”。从“视觉政绩”转向“久久为功”——“功成不必在我”是境界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是担当。

这四个转向，归根结底就是从“私”转向“公”，从“我”转向“民”，从“眼前”转向“长远”。实现了这些转向，政绩观就正了，文旅发展就能回归本义——让文物说话，让旅游惠民，让文化润心。这才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，对人民最好的交代。

来源：中国文明网  作者：王炳春  2026-03-31 10:20:53